作者：皮力

　　如果说“绘画的危机”在90年代还是一个耸人听闻的论调的话，那么在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个论调正在成为一个事实。尹朝阳正是在这样一个转折点上进入中国当代艺术的视野的。伴随着他2001年的第一次个展“神话”在北京首都艺术博物馆举办，他那些具有明显的心理学特征的绘画作品开始为人们所熟悉。这些具有表现主义色彩的绘画中出现了一种特有的“青春期”美学特质。恐惧、暴力和莫名其妙的感时伤怀是这些作品的共同特征。在视觉上，艺术家取消了外部环境在画面中的存在，一切都出现在一个没有维度的空间中，所有的行为和对象似乎被人工的光线照耀着，让人看不到行动的方向和情境。这些作品在当时让人耳目一新的原因是和此前的绘画相比，它们没有简单的将现实符号化。艺术家谨慎的将目光聚集在个人的心理学层面上，同时在绘画语言上小心的实现着画家的本分。

　　相比同龄的艺术家而言，尹朝阳一直坚信着绘画的可能性和绘画的乐趣。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如此久的在寂寞之中坚持着这个古老职业的原因。当他开始自己的艺术创作的时候正是以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以至于后来的艳俗艺术在中国流行的时候。从严格意义上说，尹朝阳对绘画语言本身的尊重和当时对图式与符号的偏爱是格格不入的。作为一个刚刚毕业的艺术家，尹朝阳在本能上对那些几乎统治了整个90年代的当代绘画风格有着一种反叛，而用来进行这种反叛的武器则是放弃向社会现象寻找个人图式，转而面向心理学层面。在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的字典中，“心理学”是一个失去了现实意义的词汇，所有的人在忙着观察现实，转换符号，寻找意义。这使得我们的当代绘画不断的推出新的风格、符号和明星，但是在创作方法论上却和社会现实主义缺乏明显的分界线。

　　尹朝阳取消了作品的主题性，这些作品只是在呈现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动作，但是动作和行为的主题却被取消掉了。他没有像玩世现实主义或者新生代的艺术家那样选择那些平淡但是充满刻意的无聊的动作，相反他画面中的人物总是处在一个行为动作的戏剧性高潮之中。这种行为处在一个时间弧线的最高点，随着情景的取消，它就越加显得突兀和不可理喻，从而似乎充满了心理学的意味。按照这种方法的制造出来的图象，让我们对人类的理智与理性完全失去信心，逼迫我们带着像观看动物一样满怀戒备地观看人类的行为。没有光线和情境的画面的空间既使得这些行为和动作本身因脱离了具体的指向而显得无比危险，也使得我们的观看处于一种深深的绝望之中。学习版画出身的尹朝阳的这种做法无形中向我们提示着一个似乎已经被忘怀的人文主义传统，这个传统曾经存在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戈雅的版画《卡布里乔亚》和《战争的灾难》，也存在于工业革命时期威廉?布莱克的《神曲》插图中。今天的中国和在那些时代一样，艺术家满怀人文主义的看法因为时代的蓬勃发展的而显得孤独、浪漫同时也不乏悲观。这也让我们想起尹朝阳第一个个展的名字：“神话”。

　　帕诺夫斯基曾说过真正的人文主义包含着两个方面，既将人与神相比得出人的兽性，将人与兽相比得出人的神性。如果说在“神话”这个展览中暗含着一种绝望的话，那么在两年以后这次名为“乌托邦”的展览中我们看到了艺术家对英雄主义的一种缅怀。在这些作品中，占据画面主要地方的不再是人，而是人类制造出来的“宏大叙事”。无论是斜阳西下、蓝天白云还是星光灿烂，这些曾经代表着历史的梦想的建筑都显得伟岸而孤独。画面中不再存在真正的个体，而是无法被仔细识别的人群。这些带有意识形态特色建筑标志在尹朝阳的作品中并不是一个怀疑和否定的对象，而是一个英雄主义的象征。出生于70年代的艺术家未曾经历过那些火热的年代，因此他才会脱离政治性的判断。那些历史的宏大叙事对他充满吸引力，充满火热的质感。从表面上看，艺术家和他曾反叛过的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一样，重新拾起了意识形态的标记，但是其中的情绪却截然相反。从这些画面中我们感觉到的是一种超越具体事实判断的缅怀，这种缅怀在一个急速的现代化、都市化的社会现实中显得格外强烈。

　　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暗示着这个时代的判断，另一方面这种缅怀也暗合了尹朝阳对他所从事的媒介的态度。今天，机械化的复制手段正在取消了艺术创造的“光晕”，对于绘画而言，手工的质感和乐趣也和这些画面的中的建筑一样，似乎只剩下美丽的“轮廓线”。出于同样的缅怀，尹朝阳试图在这些“乌托邦”中重新恢复手工的快感和看的乐趣。在画面中，他开始在画面的某些地方强调“画”的行为所带来的质感，这使得尺幅巨大的画面在暗藏了很多“机关”。这些机关无法通过印刷等图像复制手段所呈现出来，它们引诱和逼迫着观众的近距离观看。而一旦我们被引诱到画面面前，密密麻麻的人群变开始幻觉般的游移，而那些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建筑便向开始我们逼近。和我们习惯的所谓当代绘画不同，这些都是我们无法通过摄影、印刷这些图像转译手段所获得的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尹朝阳的这些作品试图恢复的并不只是一个英雄主义的传统，同时他还试图恢复对绘画观看的“现场感”。而在一个机械复制的时代，对手工的图像的现场观看的强调本身也是一种悲凉而浪漫的英雄主义，也未尝不是一种视觉文化的“乌托邦”。

　　但是正是因为这些噪音的出现，我们才能在美好和繁荣的时代图景中保持着某种清醒。在一个呼唤个性主义的时代，尹朝阳提醒我们人类行为的某种盲目性，而在一个普遍的自由主义时代，他又暗示着英雄主义的神话的存在和价值。同样，当观念开始获得对艺术的支配权的时候，他则试图在复制性的图像洪流中挽留手工的尊严和观看的现场。因此无论是“神话”还是“乌托邦”，无论是视觉文本本身还是视觉的语言和观看，尹朝阳的创作都像我们这个时代不和时宜的噪音。

　　（摘自于《世纪在线中国艺术网》）